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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文化作品，我想借用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的觀點，即我們只能以一種迂回的方式，通過存留在文化作品中的人類象征來理解彼此。巴黎圣母院、天壇、胡夫金字塔、泰姬陵以及《蒙娜麗莎》《清明上河圖》《紅樓夢》等杰作的創(chuàng)作初衷，在經濟上的考量并不比技術上的多。雖然這些經濟和技術問題很快出現在創(chuàng)作中，但它們并不是根本性的。因為這些作品并未回答“這將帶來多少收益？”或“投資回報是多少？”等問題，然而它們的價值無法估量。

我認為，藝術家使不同文明的和平對話與情感對話成為可能。例如，我們邀請黃曉亮與蔡雅玲兩位中國藝術家在巴黎老佛爺百貨公司櫥窗展示他們的作品。蔡雅玲的作品《精氣神的共鳴》致敬20世紀中國先鋒藝術家潘玉良，用水晶珠簾生動地呈現了潘玉良的樣貌。潘玉良曾于20世紀到法國進行藝術交流。今天，法中之間悠久的藝文交流史需要繼續(xù)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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