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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是指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上，由常委會的組成人員在常委會分組會議或聯組會議上提出具體性、針對性的問題，由被詢問機關負責人現場答復的一種問答性、對話性、交互性的監督方式，具有了解工作情況、推動改進工作的監督效果。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從2010年實踐探索、制度完善到2021年立法制度的確認，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單獨或同時開展的“問”與“答”的“對話式”監督方式。
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結合聽取和審議報告、法律法規實施情況的檢查，被列入年度監督工作計劃的經常性監督方式半島真人客戶端，也是已在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普遍實踐的“對話式”監督方式。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專題詢問的實踐成為制度半島真人客戶端，不僅在縣級以上人大常委會對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中被普遍實踐，也在近期的法律修正中得到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2021年修正）》第37條：“各專門委員會的工作如下：……（五）承擔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有關具體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事規則（2022年修正）》第37條第1款：“常務委員會圍繞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人民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可以召開聯組會議、分組會議，進行專題詢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2022年修正）》第50條第1款：“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七）監督本級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聽取和審議有關專項工作報告，組織執法檢查，開展專題詢問等。”
2010—202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單獨開展的專題詢問，以及同時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展的專題詢問，同時對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展的專題詢問，共計37個專題詢問監督項目。結合憲法、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監督法的法律精神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的法律性決議，從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2023年年度監督工作計劃對專題詢問的工作部署及其工作實踐，專題詢問監督方式適用的對象、方式、程序、范圍等半島真人客戶端，發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先于法律規定的“詢問”“質詢”的實踐案例，具有從實踐試點、制度健全，到立法確認的過程。
從37個專題詢問的案例可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監督方式的出現受地方人大評議監督方式在會議現場提問與答復的啟發，原意是將地方人大評議引導為一種具有計劃性、問答性、對話性、敦促性的新的監督方式。要使法律規定的專題詢問、詢問、質詢三種口頭監督方式分別、協同、綜合運用，充分發揮專題詢問，聽取和審議工作報告，法律法規實施情況的檢查等監督方式各自的監督作用。
如圖1所示，2010年至202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每年通常開展2—3次專題詢問，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0年6月首次開展專題詢問，至2012年10月，共開展了9次專題詢問，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了15次專題詢問，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共開展了11次專題詢問，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3年共進行了2次專題詢問。
201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遵循憲法、監督法精神開展專題詢問的實踐，2010年專題詢問即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年度監督工作計劃。專題詢問既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和審議報告、法律法規實施情況的檢查之外的，第三種年度主要監督方式，也是被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借鑒使用的監督方式，并于2021年被法律明確為人大常委會的法定監督方式。專題詢問監督方式從實踐試點、制度健全，到立法確認的過程，體現了黨中央支持和保障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工作的制度邏輯。專題詢問具有計劃性、準備性、提問性、對話性的程序環節，以及明顯的、突出的以口頭方式進行“對話性”監督的特點。
專題詢問的制度設計旨在引導20世紀90年代到2006年8月《監督法》頒布前，地方各級人大在實踐中提出的代表評議工作的監督方式，把經過努力可以解決的突出問題作為詢問重點，推動有關方面改進工作。37次專題詢問會議的選題及其內容顯示，要使法律規定的專題詢問、詢問、質詢三種口頭監督方式分別、協同、綜合運用，充分發揮專題詢問，聽取和審議報告，法律法規實施情況的檢查等各個監督方式的監督作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提升專題詢問效能的重點，仍然是提升專題詢問的針對性、時效性、互動性、傳播性等。
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提升專題詢問效能的重點仍然是提升專題詢問的監督思維。建議明確專題詢問、詢問、質詢三種口頭監督方式的區別及適用范圍，合理運用專題詢問，聽取和審議報告，法律法規實施情況的檢查等不同的監督方式，圍繞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人民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提升專題詢問選題的科學性，豐富專題詢問的會議方式、合理安排議程時間，加強提問的針對性與實效性，擴大專題詢問的適用范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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